最受瞩目的是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糖》写了一个问题女孩“我”的故事，“我”和问题男孩赛宁19岁时在酒吧结识，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充满自虐、受虐的“残酷青春”时期；卫慧的《上海宝贝》则以半自传体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另类”爱情故事：主人公倪可在精神上同大男孩天天相恋，但又不时背叛他，同一个德国人享受感官生活，天天因绝望而自杀，作者这时也结束了自己的小说。
女作家九丹的作品则被称为“妓女文学”，面对这种评论，九丹说：“一个写作人，能够承认自己是妓女，承认自己的肮脏与罪过，这样的作家是伟大的。”1983年出生的春树把自己的“青春自白无耻岁月”写成了长篇小说——《北京娃娃》，宣告80年代的新一代也加入了“身体写作”的行列。
如今，木子美的出现将“身体写作”又推上了一个高峰，有人认为，与卫慧和棉棉相比，木子美的“写实作风更为大胆”。“不需要工作时，会看看碟，上上网，或者去一些酒吧，碰到心仪的男人，可能会跟他聊聊天，喝喝酒，然后一夜情……因为不害怕，我轻易就能爱上一个男人，轻易就能跟他上床，轻易就能从他身边离开。也因为我太轻易，男人们轻易就可以把我忘记。男女关系于我而言，就是直接地与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木子美曾在她的专栏中写道。
“木子美现象”让人担忧
虽然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木子美现象”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但更多人则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木子美现象”表示了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