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试验的核心在于，强调政府的全能作用，通过政府主导，将重庆整体变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大工厂。
这个工厂，由政府出人出地出钱，跨国公司出品牌(也相应出一部分钱)，双方合资，通过加工贸易，为重庆创造GDP和解决社会就业。但是，试验的风险也显而易见：一方面，任何经济活动都具有不可预测性，即使跨国公司，也面临产品是否适销对路和资金链运转能否正常等问题；另方面，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进了城没了地的农民一旦失业，他们就再无任何退路。
国内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担心，重庆模式早晚会推及全国。于是，反对、批评，甚至彻底否定重庆模式的声浪越来越大。他们的基本理由是，经济活动从微观上看，都是自发和随机的，但从整体宏观上看，这种自发随机的行为却恰恰体现了市场的配置，因而也是有序和合理的。全能政府逆市场而动包办一切，恰恰违反了这样的经济规律。
历史上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以及前苏联模式，无一例外全部失败。同时，全能政府手握丰厚资源，又无充分的制衡监督，即使有清官把门，也很难不导致腐败。 “安邦咨询”
撰文指出，“重庆模式”提前透支了未来的发展成果：
对于什么是“重庆模式”，人们却基本上不清楚。从社会舆论反映来看，这个概念却不温不火。从一些媒体所做的专题宣传方案来看，“重庆模式”直接被提到“深圳模式”的高度，并且挑明了要与“深圳模式”进行PK。媒体宣传称：今天的重庆与当年的深圳确有颇多相似之处，但重庆却在螺旋式上升中尝拭历史性突破，从而形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在经济上指的是三个方面的“独特探索”：产业转移、产业升级以及城市化。尤其是重庆未来十年把1000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的壮举，被认为是对中国经济转型与城市化具有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