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各个社会层面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乾隆皇帝追查“妖术”，是想通过事件来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并清查民间的“异见”；各级官员对“妖术”调查的积极配合，是想瞒上欺下求得自保或获利；民间对“妖术”的恐惧，则是信息掌握不全之下的盲目。出发点不同，却殊途同归。“妖术”恐慌，从来都不是民间自发的。而发自内心地担忧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一个女明星分裂，排队对明星及其同情者进行辱骂，这种浩浩荡荡的爱国方式，也不会是民间自发的，否则早就被第一时间被屏蔽了。
我们很难解释，是否在我们的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因为没有真正的道德准则，明知一种东西（比如权力）是非道德的、不合理的，但因为有用，我们就拣来用；但想丢弃的时候，那种东西已经被别人非道德地施行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我们常常想象着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我们能有幸占据主导权，成为社会的施害方；殊不知，我们很可能是那个受害者。这就是协从不正义的代价。
《叫魂》一书对乾隆时代的总结是：“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已达到了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检讨一下，我们现在是这样了吗？
我希望，它永远不会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