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叫魂》一书中深刻地指出：“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实际上，不管中西方，在非文明时代里，常会有某些罪名，非常好用，只要抬出这种罪名，不需证据可以打倒对方；它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剑，是公众的恐惧之源。而这种恐慌，并不是你们以为的由愚昧的民众自发形成、扩散开来的；其实，它是上层社会根据政治目的，自上而下发起的：它想让你看到什么信息，你就相信什么信息。
比如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女巫”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罪名，他们可以用敦促女性“供认”出审讯者想听到的最变态的性刺激行为，捉巫事业让律师、法官、牧师和审讯者没有失业之虞，雷米十五年之内处决了九百个女巫，三百年间，至少有六万多人被以行巫术的名义处决——惟一的困难是如何尽量多地找到和杀掉女巫。（埃克·伯科威茨《性审判史》）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既有十一世纪时，欧洲基督教会会炮制或散播诸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也有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指斥洋人教堂拐骗小孩、并且用小孩的内脏器官制造药物、吃小孩的心肝等传言；更有“文革”时随手指谁谁就是走资派、资本家、工贼、反革命等等的全民癫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