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说更多的事情胡乔木知道，乔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们说，他是他，你是你，我们找你是要你做好准备，讲你所知道的事情。日上午，生活会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讲了半个小时。第二个发言的是我，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日上午没讲完，日上午接着又讲了近一个小时。两次发言合起来有个半小时。 在批评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评，然后是对胡耀邦同志进行批评，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一、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二、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三、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的问题；四、关于“左”和右的问题；五、关于对干部的任用问题；六、关于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的问题。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宋平是常委了，他分管组织和人事工作。中央常委决定，由他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现在看，研究室的领导选对了三个人：王维澄、滕文生、卫建林。研究室的主任，当时曾设想了两个对象：王维澄和徐惟诚。最后选定了王。这个人选对了。另外还选了两个苦力。一个滕文生，一个卫建林。王维澄开始曾想让建林作为高级研究员，不当副主任，我坚持要让建林当副主任。滕和卫与王维澄一起做了很多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起了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