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在对文革左倾观念批判清算的过程中，邓力群、胡乔木是最早对两个“凡是”表示不同意见的。但是在反对精神污染过程中，他们两个又是后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积极拥护者。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们的思想中早就有左倾观念的根深藏其间，或者是他们思想中本身就有左倾的一面，抑或是长期阐释阐发左倾观念潜移默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说明，持有左倾观念的政治领导人，他找的秘书肯定是与他左倾观念的相投者，或者说是能够最精确最到位的表达他的左倾观念者。毛的观念左到文革那般程度，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这些当了多年毛的秘书者，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春风得意，说明在很多方面，他们观念与毛的左倾观念息息相通或者说心有戚戚焉。他们的失势只能说明，在毛的左倾观念飞速发展过程中他们跟不上趟了，跑错了方向了，或者因为秘书当得长了想有点独立见解而不容于毛而已。
深受文革灾难和专断领导人整治之苦的邓力群、胡乔木，在改变文革那一套极左政策和现实经济政治体制方面，改革之初是同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观点大致相同的。一旦邓小平胡耀邦在改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邓力群胡乔木这些左倾思想深入其骨髓的前领导人秘书，其思想倾向和目标追求就开始与新一代领导人发生分歧与矛盾了。这一点在《邓力群自述》上写得很清楚：胡耀邦经常批评邓力群及其手下文人一些做法，对他们主导的思想观念比较反感；邓小平更是直接把邓力群叫到跟前来做工作，动员他同意《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明确说邓力群是想将党的路线往左的方向拉【】。而邓力群，则在胡耀邦下台的民主生活会上大讲他对胡耀邦主导的一些思想观念的不同意见，讲他和胡耀邦在思想解放那一段敏感时期的磕磕碰碰，对邓小平的批评劝说，邓力群依旧不愿放弃自己的固有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