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漱溟对儿子谈起这桩往事,感叹之余,谈到了应该以什么态度展开讨论,他认为这是必须首先辨明的问题。
梁漱溟认为,“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在这一点上,彼此是“有同的一面”,即大家都是愿为社会进步尽力的。他又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同时,梁漱溟又承认:“我们的确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大家“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我并不要打倒胡适之、陈独秀而后我才得成功”。
这种态度简要地说,或可用四个字概括:和而不同。
曾参加一次博友聚会,谈起某位网上名人的言论,席间有人很气愤,说这种人就该骂；有人不同意开骂,说骂他等于刺激他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人反驳,那种人渣你还期望他会转变……桌上的人分成两拨争论起来。
这种情况很有代表性,很具中国特色。
“在现代社会里,形成共识的不是神话,也不是诡辩,而是基于自由、理性个人的公共话语。”(徐贲《中国“共识”需要怎样的理性话语》)关于理性话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可以做出努力而接近真理。”波普把这种理性称为批评理性主义,他认为理性的真实意义是向批评开放,不断听取批评和努力自我批评。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政治生活的可贵,正在于行为者彼此愿意给对方说话、表示的权利或地位。政治人进行对谈沟通,不只因为大家相信政治的场域是一个充满意见的世界,不能任意以真理为名阻遏意见的表达；而且也因为表述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不论意见的内容如何,表述沟通会使得公众领域维持不坠。（刘亚伟）
（原文发表在2014年03月26日：齐鲁晚报http://sjb.qlwb.com.cn/qlwb/content/20140326/PageA21T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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