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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夫妻性生活要戴避孕套吗？
李冬莉：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讨论是非常必要的，这种问题不是只出现在中国，出现在全世界，而且不仅仅是夫妻之间讨论，公共卫生管理者也在讨论，包括我们这些做计划生育的人也在讨论，当然中国目前，因为我们国家总体艾滋病的感染率还在0.1%，但是在有些地区就比这个高得多了，比如说在个别的地区，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夫妻之间不用安全套，对感染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丈夫有危险行为，丈夫应该去检测，因此现在来讲，很多情况是丈夫传染给妻子，或者是男朋友传染给女性性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男生或者是这些男人，你如果有危险行为，你们应该想到要保护自己的妻子和性伴。从这个出发，你们应该做HIV检测，如果是的话，你们应该和妻子同房的时候，一定要100%，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来保护她们不受感染。
比如说网上大量的性的信息，对年轻人来讲还是危险的，尤其是对青少年。青少年是愿意模仿，愿意尝试，而且不成熟，你跟他讲艾滋病预防，他不相信是真的。但是等他发现了已经晚了，已经成为事实了，所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影响疫情传播的因素，还有法律因素，93年时没有法律，那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应该有法律，93年就是大规模卖血的时候，那时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人们不意识到这是危险的。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但是事后诸葛亮也比没有诸葛亮强。我们国家85年第一例艾滋病，而且当时全世界都讨论艾滋病，我们中国当时是封闭的，我们在这些方面，对全世界艾滋病的讨论没有太多的进入到中国，很懵懂，哪怕是当时的公共卫生管理者也没有想到这些，所以才会在云南在吸毒人群中出现了艾滋病疫情了，但是没有联想到河南会出现，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流动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但是也是已经有了，实际上是河南到云南打工的这些人，在云南被传播上以后，回到河南去卖血，这样在河南逐渐传播起来的，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公共卫生管理者没有意识到危险。
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在毛泽东时期根本就没有这个经历，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这些官员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和封闭的环境下成长和受教育的，当时的公共卫生教科书上都没有这些内容，想都想象不出来，但是突然国家就开放了，突然之间就全球化了，因为艾滋病疫情是个全球化的疫情，是外国进中国来的，我们当然谴责当时的官员很容易，但是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假设我是他，也许我也犯这个错误，我们经常讲转型期危险就危险在这。那怎么样避免？避免就是学习，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间学习，中国在艾滋病疫情上，你是一个后发的国家，我们要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从我们国家已经出现的这些悲剧中间吸取教训。所以我们是说事后诸葛亮也得当，你就是到了今天，我们再反思，要那样就好了，那段没有办法。当然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那时的历史学家，回过头来可能还把我们给搁进去来讨论呢!
主持人：夫妻性生活要戴避孕套吗？
李冬莉：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讨论是非常必要的，这种问题不是只出现在中国，出现在全世界，而且不仅仅是夫妻之间讨论，公共卫生管理者也在讨论，包括我们这些做计划生育的人也在讨论，当然中国目前，因为我们国家总体艾滋病的感染率还在0.1%，但是在有些地区就比这个高得多了，比如说在个别的地区，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夫妻之间不用安全套，对感染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丈夫有危险行为，丈夫应该去检测，因此现在来讲，很多情况是丈夫传染给妻子，或者是男朋友传染给女性性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男生或者是这些男人，你如果有危险行为，你们应该想到要保护自己的妻子和性伴。从这个出发，你们应该做HIV检测，如果是的话，你们应该和妻子同房的时候，一定要100%，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来保护她们不受感染。
比如说网上大量的性的信息，对年轻人来讲还是危险的，尤其是对青少年。青少年是愿意模仿，愿意尝试，而且不成熟，你跟他讲艾滋病预防，他不相信是真的。但是等他发现了已经晚了，已经成为事实了，所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影响疫情传播的因素，还有法律因素，93年时没有法律，那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应该有法律，93年就是大规模卖血的时候，那时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人们不意识到这是危险的。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但是事后诸葛亮也比没有诸葛亮强。我们国家85年第一例艾滋病，而且当时全世界都讨论艾滋病，我们中国当时是封闭的，我们在这些方面，对全世界艾滋病的讨论没有太多的进入到中国，很懵懂，哪怕是当时的公共卫生管理者也没有想到这些，所以才会在云南在吸毒人群中出现了艾滋病疫情了，但是没有联想到河南会出现，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流动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但是也是已经有了，实际上是河南到云南打工的这些人，在云南被传播上以后，回到河南去卖血，这样在河南逐渐传播起来的，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公共卫生管理者没有意识到危险。
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在毛泽东时期根本就没有这个经历，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这些官员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和封闭的环境下成长和受教育的，当时的公共卫生教科书上都没有这些内容，想都想象不出来，但是突然国家就开放了，突然之间就全球化了，因为艾滋病疫情是个全球化的疫情，是外国进中国来的，我们当然谴责当时的官员很容易，但是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假设我是他，也许我也犯这个错误，我们经常讲转型期危险就危险在这。那怎么样避免？避免就是学习，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间学习，中国在艾滋病疫情上，你是一个后发的国家，我们要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从我们国家已经出现的这些悲剧中间吸取教训。所以我们是说事后诸葛亮也得当，你就是到了今天，我们再反思，要那样就好了，那段没有办法。当然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那时的历史学家，回过头来可能还把我们给搁进去来讨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