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访谈者的主导意识不再起绝对作用，访谈本身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文本。文本的意义见仁见智，由受众自己解读（不排除场景本身的倾向性对观众的引导）。这种主导权力的移交不仅发生在口述历史领域，在由新媒体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中皆是如此。权威被逐步消解，“庶民的力量”空前强大。
二、技术民主与口述自由
不仅如此，新媒介的引入对历史意识形态的特质也提出了挑战。从古至今，社会的统治者通过大众传媒、教育制度、主流艺术、公众纪念，以及官方编年史委员会，操纵公众的历史概念（见K.Baker 1990；Goody 1986，1987；Kuper 1983：33-54； Lindstrom 1982：316-29）。口述历史的出现使这种历史记录的官方性受到质疑，民间记忆的口口相传让更加多元的声音得到了有效的传播，而新媒介的出现使这种历史的民主化进程得到了最大可能地实现。由于新媒介的快速、海量、互动等传播特性，历史变得空前民主化和多元化，原先集中的权力被分散。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技术普及带来的民主。而当新媒介刚刚被引入口述历史的实践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口述史家怀疑新技术是否会影响访谈过程，阻碍发展融洽、坦诚的关系，甚至把访谈变成公共表演。
起初，令访谈者担忧的是录音会不会限制受访者的谈话自由；后来，变成了考虑录影是否会导致受访者在摄像机前演戏；最近，又有些人在推测，当受访者知道了他们的访谈将上网的话，他们会不会讲起来没完没了。任何媒介类型的使用都会影响到受访者的选择，影响到这种媒介回答内容的收集[1]。保罗?汤普森曾经断定数字革命将使口述历史成为“怪物”，但是，他指出：“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些怪物”来让更多的人阅读和利用我们的访谈，实践者必须调查研究数字技术，寻找到从今天的学生中培养新一代口述史家的魅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