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
湖南教育社的系列丛书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这两大口述史工程的实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科学事业艰难历程的认识。说得大一点儿,就是丰富了民族的记忆。
维特根斯坦文学传记的作者达菲(Bruce Duffy)曾说,记忆是我们的伤疤,但比伤疤更严重的是现代人的遗忘。当记忆消退时,同样消失的是它治理创伤和恢复元气的力量。一旦这些力量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意识了。其中深意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现代意义的科学,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从清末西学东渐以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因此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完全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再加上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科学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故事和特殊背景,许多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就保存在一线科学家的记忆当中。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比如说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一味地强调突出政治,出于保密的需要等等,许多故事不见于文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