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后，卡带录音机等微型录音设备出现，为口述史提供了技术支持。所以口述史也逐渐发展成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手段，形成一种时尚。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专家、美籍华人唐德刚，20世纪50年代末，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唐德刚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口述，包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张学良口述史》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以后影响很大，因为人物特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很特殊。晚年的张学良很任性，随性而谈、随意而至。但唐德刚是一个有经验的历史学家，训练有素。成书以张氏自述为主体，以唐德刚论张学良的数万文字为辅，一边是研究对象的“自白”，一边是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历史真实而生动。
所以，口述史并不是“去找一个人跟他聊天儿”，是非常需要经验、需要方法的，访谈者本身要有学术积累，有历史感。另一个例子是美国汉学家舒衡哲。她用了大概5年时间对中共建党元老张申府进行访谈，最后写成《张申府访谈录》。该书的英文名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翻译过来就是“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虽然舒衡哲获得了张申府的信任，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老友，但她仍然保持充分警惕。她能觉察到张申府的自夸，“一度被他的丰富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专家、美籍华人唐德刚，20世纪50年代末，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唐德刚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口述，包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张学良口述史》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以后影响很大，因为人物特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很特殊。晚年的张学良很任性，随性而谈、随意而至。但唐德刚是一个有经验的历史学家，训练有素。成书以张氏自述为主体，以唐德刚论张学良的数万文字为辅，一边是研究对象的“自白”，一边是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历史真实而生动。
所以，口述史并不是“去找一个人跟他聊天儿”，是非常需要经验、需要方法的，访谈者本身要有学术积累，有历史感。另一个例子是美国汉学家舒衡哲。她用了大概5年时间对中共建党元老张申府进行访谈，最后写成《张申府访谈录》。该书的英文名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翻译过来就是“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虽然舒衡哲获得了张申府的信任，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老友，但她仍然保持充分警惕。她能觉察到张申府的自夸，“一度被他的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