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八十年代，听到可以回上海了，老工人激动得高血压发作（第390页）
。
其次，就客观而言，个人的记忆与他在事件发生时所处的位置和角色紧密相关，因之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观察者可能出现多种阐释。
说起小三线职工的筛选，“好人、好马、好刀枪”是小三线人再熟悉不过的动员口号，早先被动员去的职工无不自豪地说，小三线挑选的都是上海工厂里的骨干力量，家庭出身、政治表现都要过硬。职工的认知是这样，但动员的干部知道许多厂里是厂级干部带头，率领一批人马过去，不排除他们是被厂里排挤出去的。有的是车间对口包建，一整个车间“一锅端”，至于职工的个人条件，放得很宽，并不严格筛选（第77、226页）
。特别是1972年以后，小三线后期的动员工作愈加难以开展，八十年代初分配到小三线的大学生实际报到率不到十分之一（第23页）
。
关于上海撤回小三线的决定，书中至少出现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阮崇武。1983年，他从前任韩哲一手上接过了小三线的重担。在他看来，小三线的回撤是借了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上海在内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东风，上海趁机提出继续支援皖南小三线成本和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在很小的范围内迅速低调地完成了小三线的撤退（第11-1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