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无字史”最为有效的突破口，《小三线建设》的价值由此凸显。
记忆与阐释
口述史不仅关乎记忆，还关乎对记忆的阐释。记忆的过程本身夹杂着主观的因素，而事后的经历又影响着口述者对记忆的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说，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可能比“死”的本文更加含混。口述里既包含有个人的情感偏好、私心仇恨，也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时代的宣传教化。“过去的声音”难免也是“现在的声音”。
个人的记忆具有主观选择性，个人对记忆的阐释也带有主观选择性，换句话说，记忆的内容和对记忆的阐释都不是完整的真相。哪些过去被忽视？哪些过去被记忆？
安徽省绩溪县小三线交接办公室的汪福琪已经回忆不起三线职工与地方群众的纠葛。但是，一名女职工多年之后回到皖南悼念亡夫的感人情形，却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第205-206页）
。情感的投入会加深记忆的持久度，也会影响口述者对记忆的阐释。没有多少受访者愿意用“失败”二字来形容二十多年的小三线建设，但谁也不能否认，去到小三线多年之后，他们是多么渴望早日回到上海。
1979年以后，小三线面临着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产业的困境。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军工产品需求量锐减，多余生产力必须向民用品转型。但是，三线企业建设之初，考虑军事隐蔽性，大都依山而建，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导致成本高昂，根本无法适应商品经济。转型后，生产出的民用品毫无市场竞争力，企业的经营是每况愈下，人心涣散。当工人们听闻广东的小三线已经从山沟里搬迁出来，情绪愈加波动，思乡情绪更切。皖南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职工们刚去的时候有新鲜感和干劲，有困难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可日子长了，不由感到乏味。娱乐活动贫乏，爱读书的青年无书可看，年轻姑娘休假时想上县城，无奈路途遥远，走到半路不得不放弃折返。子女的教育和户口问题，年迈父母的赡养问题，青年男工的婚姻问题……到后来都是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工人逃回上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73年以后上海还给了后方一年六十个回沪名额（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