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由此开始进入了我们的正题。
本文摘录自《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杨原 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从限制到公私合营
陈:解放后,也就是1950年,开始对私人资本进行限制,1952年开始对私人资本家进行改造。什么是限制呢?就是原料控制,对私营企业核定,给你一定的原料来加工生产。比如,我们经营的会芳春,一天只供应30斤面粉,够维持6个人的基本开支,并略有盈余。到1952年开始“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开展了“反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斗争。前门区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共同跟资本家做斗争。(北京的形势基本相同)那时大街上安装了宣传喇叭,主要讲:“是谁养活了谁,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谁创造了人类财富”通过这样的宣传讲解,使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主动地参与到对资本家的斗争中来。
我所在的会芳春饭馆属于珠市口这一片,也就是从珠市口的“天佑行”到煤市街口这一段,形成一个小组,我那时才十六岁,思想比较活跃,主动加入到了工会中来,成为了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对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运动中主动站出来揭发检举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组织开展对资本家的“说理会。”在工会的带领下,把几个资本家叫到一起,站在台上,我们工会积极分子、工人坐在台下,对他们进行批斗,揭发资本家如何偷工减料,如何掺水使假,如何打骂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