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也有机会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协助做肝脏手术。虽然他觉得自己以前曾在瑞士与优秀的肝脏专家合作过，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位
天津教授拥有大量的中国病例，因此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操作技能，并且他本身就出类拔萃，看他操作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精度高、操作时间短、出血量少。
在天津待了两年后，我们的第三个
孩子提蒙出生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在中国，传统上女人生孩子后一个月内不可以外出。在此期间，也不能洗澡或洗头发，要保温、避风。因此，在剖宫产两天后，我渴望逃离这个环境，回家享受淋浴。尽管是在寒冷的冬天，我还是很快就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在产后一周拜访了朋友，两周后骑自行车去了语言学校。中国的邻居和朋友都摇头，但后来得出结论——西方人肯定有不同的体质。
2007年10月，我们认为我们的普通话水平已经适合在中文环境中工作了。曾在天津语言学校学习的朋友介绍我们到西宁的青海红十字医院工作。我感觉张建青院长非常开明， 他组织了外国专家的教学访问，渴望与西方医生交流学习。他也同意聘请两名外国人，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医院里一直以来开展的业务。张院长立即为我们提供了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医院对我们的行医许可和签证文书等事情也给予了大力帮助， 并且给我们公平的工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