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的丈夫乔纳森和我作为年轻医生
首次来到中国，一方面是为了去北京、广州和桂林等地旅游，另一方面是为了拜访在中国读研究生的瑞士朋友。所以行程也把我们带到了天津和哈尔滨。我记得我们和我们的东道主在北京的街道上骑车、参观天坛。当我四面环绕着数十个骑手时，我恐慌到不知如何右转，最终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右转成功的。街上几乎没有私家车，大多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当然还有天津的黄色“面包”出租车。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着交通的变化：现在街道上都是私家车，但公共交通也很好，而且在很多城市都有地铁可以避开地面拥堵的交通。多年来，自行车在许多城市几乎消失了，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共享单车冒了出来，“绿色自行车道”已经回归了。
在瑞士完成专业领域的培训后，我到了妇产科工作，丈夫在普通外科和创伤科工作，我们在南非度过了两年。南非在很多方面和中国类似：城市发达，但许多乡村地区仍处于发展中状态。我们先是在南非农村地区的一家三级医院工作，在那里我们从经验丰富的顾问那里学到了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制作好药。就像在青海这里一样，我们的许多病人只有在病得很严重时才来到医院。即使在南非农村，我们也有机会与中国医生合作。在南非的第二年，我们在开普敦的一所大学医院工作，在那里我和我的丈夫分别接受了新生儿科和小儿外科手术的培训，以增加我们在原有培训领域之外的经验。在开普敦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的龙凤胎降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