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每一次,当韦俊可怜巴巴地给我打电话:“思雅,我真的好想你,让我最后见你一次,好不好?以后,我保证绝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这真的是最后一次……”
跟日复一日的枯燥和繁琐比起来,和韦俊在一起的时刻,无疑是温馨的,浪漫的,激情的,刺激的,醉人的。
我又去了。
于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变成了一次,又一次。
直到,我在北京看到了蔡芸。
那是9月初,我下班回家,就看到蔡芸跟蔡家航哭诉,她用的是我听不懂的家乡话,一边说,一边跺着脚,咬牙切齿,眼露凶光。
蔡芸见我进来,没再多说,擦擦眼泪:“思雅啊,不好意思,我来北京做手术的,唉,我这个人好流眼泪,让你看笑话了。”
因为心虚,我连话都不敢接。
我当时是有警惕的,只是,我的警惕远远不够。
蔡芸走后,我试探地问蔡家航,他戴着眼镜扑在电脑上,轻描淡写地说:“我堂姐?他们两口子吵架呢,没啥事。”
蔡家航向来不爱聊家长里短,他不说的时候,我如果非要打听,更显出我的心虚来。
我闭了嘴,从此在家都不提蔡芸。
十来天后,韦俊又来到了北京,像往常一样恳求我见面,我没有推辞,反而爽快地答应了——再过一周我就要结婚了,我必须认真地跟韦俊断绝这种地下关系了。
虽然,我仍然不确定自己能敌过心中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