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30万散养仁波切”到底从何而来？
“朝阳区30万散养仁波切”到底从何而来？
事实上，活佛入京并非近代社会的产物，自元代以来，北京就是汉藏佛教交流的纽带。公元13世纪，作为国师的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就曾随元世祖忽必烈入住北京，这被后世看做藏传佛教入京的重要标志。此后，众多高僧从雪域高原纷至沓来，步履不停。至民国时期，北京已然出现了一次自上到下全民学法的热潮。与历史上藏传佛教由西自东的传道路径截然不同，我们现下所说的“朝阳仁波切”却是由南向北、踏海而来。
上世纪70、80年代起，港台经济腾飞，新贵涌现。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备受两地上流社会青睐，富商、明星等身份显要人士纷纷成为信徒。90年代后，两岸三地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港台地区的藏传佛教信徒将此风带入内地。尤其凭借明星们的影响力，藏传佛教各派越发受人瞩目，大量相关报道登上了娱乐版，这几乎成了很多内地网友知道并了解藏传佛教的敲门砖。虽然网上流传的“30万”说法太过夸张，但朝阳区作为北京富商、明星的聚集地，与仁波切们确实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住在北京的真活佛们
这是乔美仁波切来到北京的第19个年头。
1997年，在藏地学法十余年的他前往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这是22岁的乔美仁波切第一次进京。佛学院位于朝阳区黄寺大街，是国家领导下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每两到三年就会从五大藏区中挑选20余位学员进京学习，其中大部分为活佛，也包括一些地方佛教学会的负责人。“这里大概才是朝阳区活佛最集中的地方”，乔美仁波切看过网络上的段子，对着记者自我调侃起来。
黄寺的佛学院应该是朝阳仁波切最密集之地
在佛学院学习了四年，掌握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后，乔美仁波切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修。如今，他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居住在北京。到了夏天，则会返回藏区，负责寺院法会、讲经以及由他发起的当地文化保护节的相关事宜。
有乔美仁波切这样经历的并不是凤毛麟角。当下，越来越多的活佛从藏地庙宇中次第走出，来到内地广大信众面前：传教、写书、接受采访，北京是他们的聚集地，距离带来的神秘感正在被打破。信徒们把他们奉若神明，亲昵称之为“活佛”、“上师”、“仁波切”。
乔美仁波切自嘲也是“朝阳仁波切”的一员
在采访过程中，乔美仁波切反复向我们强调，汉地民众对于“活佛”俩字存在误解：“活佛”一词在藏语语境中并不存在，与之意思相近的是“祖古”，意思是转世修行者。而“仁波切”原义“珍宝”，多用来尊称高僧。一定程度上说，活佛大多可被称之“仁波切”，但“仁波切”不一定是转世的活佛。
藏传佛教这一古老教派，在当下的北京城正重新变得炙手可热。而信息和交通的发达，也让现代活佛们走出藏区，融入北京变得更加容易。
秀里郎嘉仁波切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03年，他的一位做生意的台湾弟子请他前来讲法。作为四川色达县昔青大则寺的转世活佛，也是寺院堪布（堪布：藏传佛教称谓，意为佛学教授），他同时还要兼任当地僧侣的教学工作，无法在京常住。此后，北京与四川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他一年间要往返数次，弟子众多。
阿字仁波切举办生根竹林精舍四周年仪式
阿字仁波切则不同，他来到汉地已经有11年。在北京昌平，他建立了自己的道场——北京生根竹林精舍，房子由他的弟子提供。每月固定时间，他会组织弟子进行祈福、放生和义工劳动等。不过，随着影响力日增，邀请他去国内外高校、企业做学术交流的机会也日趋增多，精舍的工作大多只能由其他师父代劳。
拍电影、搞电商，活佛们还学会了语音授课
除活佛以外，乔美仁波切在北京的另一重身份是导演，他的电影《照见》已经获邀参加了国内外多个电影节并获奖，“喜欢电影的人大部分都在这里，容易找一些平台上的交流。”这是他选择在北京生活的原因。
过去一年，秀里郎嘉仁波切进京的次数减少到两次，上课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他学会了使用网络教学：每周固定登陆语音聊天室授课，每次时长在两小时左右。“有了网络以后，大家坐在自己家里，电脑一打开就可以听到上师的课程。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从修行方面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80后的加措活佛在网络上受到极高的拥护
身为“80后”的加措活佛更是将新媒体视作弘扬佛法的新阵地。目前，他的微博号已经拥有1310万粉丝，发布内容涉及佛法、儿童教育、公益活动等，赵薇、李亚鹏、王菲、谢娜等明星都自动参与转发。2012年，他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每天固定推送一篇文章，阅读量基本都在五万以上。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电商领域，在网店内出售由他开光加持的各类佛具用品，盈利用来资助偏远地区失学儿童。
这是生活在北京的藏传活佛们平静的生活，既出世又入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