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一个晚上，凌越匆匆吃过饭后对我说他要加班，然后就骑着摩托走了。等他回来，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么晚了，他会在外面干什么呢?莫非是因为我的怀孕和家里经济状况的紧张让他产生了想轻松发泄的念头?于是我也不在家里呆了，约了朋友晚上去逛商场、看电影、听音乐。我心里隐隐得意着，看看我们谁玩过谁。
没成想，一天晚上，就在解放路口，我正坐在一家鞋店里试鞋子，突然看见了在门口不远马路上的凌越。他戴着头盔，坐在摩托车上，把手上还吊着一个蓝色的头盔。开始我以为他在等人，但很快我就知道了他在做什么。原来他在做摩的手，这在海口是要被抓的，但这个地方一方面乘客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摩的手比较集中，城管一来，他们立刻就会分散逃跑。
一个乘客过来了，他和一帮人立刻一脚踩在地上，慢慢地滑了过去。最后凌越谈成了价格，他老练地把头盔递到了这位乘客的手里，然后带着这个人走了。我张着嘴，半天回不过神来。我不能揭穿凌越为挣钱而去做摩的手的事，这可能是他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为挽救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但真正完全消灭AA制，却是在两个多月以后了。
凌越的“摩的行动”终于让他得意扬扬地拿回来了六千多块钱，当然他说是帮人做预算挣的外快。我二话没说就把钱扔进了抽屉，我开玩笑说自己现在挣不了钱了，AA制必须在我们家彻底废除。女儿是这年底出生的，出生前，我把自己剩下的十四万全取了出来，在把钱交到凌越手上的那个时刻，我知道自己这才把感情真正交付给了这段婚姻，交付给了我的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