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当包括精神障碍在内的疾病一旦缠上了国家元首后，人类的历史变成了“病夫治国”的历史，人类文明的进程就变得愈加波诡云谲，变化万千。罗斯福、威尔逊、肯尼迪、希特勒、列宁等等，这些“非常病人”与疾病作斗争，不断掩盖着病相，克服着反常，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特点，他们发展的不均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强烈”而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构成着他们的决策，使他们的统治呈现着多元变化的形象。
其实，精神生病与身体生病一样正常，疾病在人一出现的时刻便如影相随，精神疾病与其他疾病同样古老，人类社会一直知道精神疾病，一直有对付它的办法。
只是在早期，至少是18世纪结束以前，精神病学还没有产生，人们对精神病的恐惧与厌憎占了上风，家庭成为唯一能够照顾他们的场所。可是家庭的情况也并不乐观，甚至很糟糕，在治疗性收容院出现以前，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处置时粗暴的、缺乏同情心的。
传统的收容院出现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患病人群，数量很少，并且条件简陋、管理粗放。但随着最杰出的“疯子医师”巴蒂的出现，精神病学诞生了，之后是基亚鲁吉，伟大的皮内尔，近代精神病学宣告治疗性收容院的到来。
这些还不过是治疗手段的变革，之于疾病本身，人类为什么陷入精神障碍不能自拔还有许多的待解之谜。但，我们能够面对的就是疾病本身，是那些患者，该如何以平静的目光善待他们。
上个月，北大的孙东东教授一句话引发了轩然大波，不过，孙教授的话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困局：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精神疾病问题，上访者就是饱受精神病困扰的群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