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郭凯敏初中快要毕业，“那时候要招一批年轻的力量来充实文艺队伍，因为老艺术家们都到牛棚里去了。”首先是上海歌剧院来招生，“我嗓子好。”郭凯敏唱了两句，招生的老师说，你可以唱男高音。他去体检，发现得了急性黄疸肝炎，于是作罢。
“第二年，上海电影厂又来招生，就进了电影厂。一直到现在，电影成为我终身的事业。”
在1975年拍摄的《第二个春天》中，郭凯敏扮演一位海军小战士，这是他第一次跨进银幕。“我去打炮，一点也不紧张。两个小时不到，就把所有的戏都拍完了。三个导演都愣了，说，这个演员，挺好的嘛！”他很敬业，有场戏是小战士死了，主角于洋抱着小战士哭。郭凯敏说，“我当时人也实在，我就想，这死人可不能呼吸啊，愣憋着，那戏也长，一分多钟。我满脸通红，差点没缓过气来。”
那时候哪敢湿吻啊？
拍《庐山恋》的时候，每月基本工资是17块8毛4，如果早上5点前起来化妆，可以有1毛7的补贴，晚上10点后算加班，也能拿1毛7。”拍摄期间，摄制组住在庐山，没有车，每天一大早，工作人员和演员一起将设备扛上山。
在此，“文革后第一个吻”诞生了。导演事先告诉张瑜要拍“吻戏”，却没有告诉郭凯敏，“当她心潮起伏的时候，觉得这个‘孔夫子’怎么还这么傻呢？这很好玩的。”张瑜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郭凯敏的脸顿时红了。摄影师跟得很紧，“ 一次就成功。”
“是不是嘴对着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