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行到省分行出差的余策星同志回来后到我办公室，兴冲冲地告诉我：“彭同志，我在省行碰到了关行长，他叫我代他向你问好。你好牛B啊，对两个行长他都没问好！”我听后，心中泛起一阵暖意。不久，支行李行长亲自来到我不足15平米的家中，转告了省行要调我去的意思，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现在工作环境够好，比当“臭老九”仰俯于人的时候好多了，我在武汉南昌也工作生活过多年，对大城市并不向往，再加上支行领导也有挽留我的意思，就婉拒了。
我和关广富同志最后一次接触是在1983年初召开的全省金融学会年会上。在会议开幕式上，我发现母校我的系主任谭寿清教授作为湖北省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和关行长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中间休息时，我急忙上去向老主任问候，并调皮地问：“谭院长(此时湖北大学改称为湖北财经学院)，您还记得我吗？”谭教授说：“记得记得，你学习好嘛！”谭教授还说，你莫叫我院长了，我退休了。随后谭教授又问我工作如何，我一时不好回答，关行长说：“小彭很活跃，很活跃，您教的学生嘛！”我向这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信息机构的设想》的文章被收入会议论文集，会议发了本《新华词典》作为纪念品。
不久，关广富同志破格升为省委书记，我与他就“相忘于江湖”了。再后来，听到若干对关广富同志不利的议论，说他未实现“中部崛起”什么的，我大不以为然！在这风云变幻无常的特殊时期，能亲民、务实、清廉就是好领导，只图虚名、华而不实、大捞政绩的“崛起”有什么好稀罕的？当然，也有说他官僚主义或教子不严的。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在现行体制下，越是官大，越是监督难，坏制度也会使好人做坏事吧。
关广富同志走了！看到我孙女仍用当年发给我的那本《新华词典》当工具书，怎不令人生发物是人非岁月匆匆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