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投毒这种行凶方式所体现的回避心理(不正面发生冲突)、和凶手仅仅针对一人的目标性，使其不敢选择在一个人多眼杂、众目睽睽之下的场合投毒；再加上此时凶手已有了熟悉、稳妥的投毒路径，是不必要更换犯罪地点的。
3.
就这个问题当年民乐队队员多人证实：1994年12月11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那场民族音乐会，是清华大学民乐队有史以来最辉煌、最隆重的一场演出，民乐队的所有队员都无比重视这场演出，在演出前全都表现得兴奋、紧张又忙碌。由于他们练琴都是在课余时间，因此有时会拉得很晚。音乐会前夕更是有许多事情要忙碌：如彩排、服装、媒体宣传等等。那时乐队的骨干们都会经常晚归，大多是为了乐队活动需要开会讨论，地点一般是在集中班，集中班是清华大学各艺术社团的学生骨干集中居住的地方，朱令和其他热心乐队活动的队员一样，在上完晚自习到熄灯前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大家在一起做演出准备的事情，偶尔忙过了熄灯关门的时间也是有的，但次数极少，且女队员们是在一起的。乐队的同学还特别强调：朱令在演出前一星期因已经出现铊中毒反应，身体不适，因而没有参加乐队后来的几次加班加点活动；
也就是说音乐会前的一星期，朱令是天天回宿舍休息的。调查中我们还得知：在集中班参加乐队活动的所有人员中，除朱令外没有其他化学专业的师生。
4.
尽管它仍属于公共空间，却是他们最熟悉的属于自己的领地，这也是北大铊投毒犯和校园屠夫马加爵同样都选择在宿舍内做案的原因。此时，凶手已通过两种渠道、至少三次在宿舍内给朱令下毒。正如他(她)因一再投毒得逞，而继续采用同一方式(投毒)、同一凶器(铊毒)行凶，罪犯做案的延续性也使她不会改变已是熟悉、方便又保险的做案地点——宿舍。朱令大部份时间不在宿舍，只不过是给了凶手更多、更从容的下毒机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