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大卫比他早来大陆13年，开到大陆来的还是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已经81岁的他，看上去比年轻时瘦小了一圈，手脚略有不便，上下楼梯要扶一把。新买的房子里平日就他和夫人住着，儿子常来探望。天气一冷，他甚少出门，太阳好时，老夫妇就带着收养的流浪狗在小区里散步。
朱京蓉在北京每年能见几次的，还有王锡爵。1986年开着华航货机飞来大陆的王锡爵，只比韦大卫小一年，自中国民航总局华北分局副局长任上退休后，如今住在国务院机关管理局分配的公寓中。喜欢游山玩水的他，前几年还常陪住在台北的夫人赴各地观光，近年游兴大减，只是每周在跑步机上练练腿脚。
对这些年岁渐长的“叛逃者”们来说，那些惊心动魄的逃亡生涯，已经离开当下愈来愈遥远。朱京蓉用“平淡”两个字形容现在的生活，对他们而言，这份平淡亦是幸福。
无奈的“叛逃”
从1940年后期到1970年后期，每一个来自国民党阵营的逃亡者，都曾让那个时代的大陆民众倍加确信，盘踞在小岛上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是多么黑暗可怕。大陆改革开放后，这样的逃亡者，又成为“台湾人民响应祖国和平统一号召”的铁证。
相同的事情也曾在台湾上演。为鼓励更多人“起事”，1958年，台湾颁布《共军官员起义归来优待规定》，按照起义者开来的飞机机型，奖励黄金，据说最高给过7000两黄金。20世纪60年代的大陆也出台过类似政策。
但具体到每个“叛逃者”的身上，真实的逃亡原因却未必和政治黄金有多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