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为公共人物(Publicmen)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做攻击某人的武器。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3月26日的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不会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件事情，也会离职而去。不难看出，胡适的辩解有些道理却不够完满，汤尔和的假设看似周全却避重就轻。
在胡适看来，那一天晚上的会议“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如何评估“教授嫖娼案”，却成了一道悬置了85年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