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李逵最恨此等“奸夫淫妇”，不由分说，抡板斧砍下“狗男女”人头，掷于狄太公脚下，狄太公哭道：“留的我女儿也罢！”而在李逵看来,“这等腌臜婆娘，要她何用”，怒骂正为失却女儿而伤心不已的狄太公为“打脊老牛”；第二日起来，李逵又找到还在烦恼啼哭的狄太公夫妇，我为你家除却奸淫，“你如何不谢我？”太公无法，只得收拾酒食相待。真正是“天真憨直”到没有人性的地步，这究竟是“可爱”还是“可怕”？
《水浒传》自是小说家言，似乎不可征信。可惜的是生活本身往往比文学更“丰富”，真实的历史似乎也比小说更“精彩”，当然也更可怕。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最后甚至到了疯狂的程度。杀人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显示了这个农民“英雄”非凡的“想象力”。李逵杀人固是残忍，还大抵有个由头；而张献忠所以更可怕，就在于他似乎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派手下大将分头赴各县实施滥杀，此曰“草杀”；以狗嗅人，狗吠则杀，此曰“天杀”；张献忠曾立一块“七杀碑”，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事可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是造成四川人口剧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康熙年间由政府主导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正是为了补充四川的人口不足。
生命是宝贵的。然而人们大抵爱惜的是自己的生命。只要屠戮的刀锋没有架到自己的脖子上，人们总是乐意向屠杀者奉上谄媚与赞美以及“英雄”的尊号。
刘再复先生最近在《读书》杂志上撰文论及中国文化的“伪形”问题。在刘再复看来，中国文化曾有过健康的童年。作为远古时代的精神遗存的《山海经》中的“英雄”形象皆是这个世界的拯救者和修补者：“补天”的女娲，“填海”的精卫，“射日”的后羿，“逐日”的夸父，无不具有救苦救难的大愿，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精神气质，和后来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杀人英雄和玩弄权术阴谋的英雄完全不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雄观念的混乱与颠倒正是中国文化扭曲、变形（“伪形”）的突出表现。鲁迅终身痛恨“三国气”和“水浒气”，不是没有缘由的。或问“三国气”和“水浒气”于今安在哉？君不见，国家媒体央视“少儿频道”的“文学宝库”还在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文学启蒙呢？夫复何言？
谁是英雄？回答这个问题，真的还需拂去厚重的历史的尘埃，穿过血腥的历史风雨，回到中国文化的童年去看看，那里或许有我们的真正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