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敏感化，较早地脱敏，较早地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其得失就会得到较早地分析，错误会得到较早的纠正，就不会跑过了，跑到陷阱里去。等到政府发现问题的严重，开始调整政策，才发现，已经有点晚了。比如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当年12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
但是很快发现，符合条件的夫妻对生第二个孩子的反应，未如预期中的热烈，申请再生育的比例仅在13%左右，比预期的要少很多。生育意愿的大幅降低，很多人都不愿意多生，可能是决策层未曾预料到的，却是真实而残酷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群体的艰难抉择，是在生与养之间的利弊权衡，是一家的苦恼，是一个国的困局，是一个滞后的政策调整的无奈。
计划生育问题之所以长期成为一个绝对“政治正确”的话题被敏感化，是基于对人口的错误认识，认为国家资源有限，人口多了是负担，难以承受，所以要从量上去控制。其实，人口是资源，不是负担，视人口多为洪水猛兽，这是因为社会不能让人创造出足以养活自己，甚至奉献给社会多余的财富，不能怪人口本身。只要让一个人发挥足够的创造力，说一个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岂不是侮辱人类的智商？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为什么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就是因为制度解放了人，解放了生产力，让人口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要素，在资源配资中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让中国在短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倘若没有庞大的人口，中国断然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