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育领域，举国体制对运动员而言确实是一种庇佑。成绩越好，庇佑越大，若是奥运冠军，退役后都有妥善安排，基本可以锁定各级体育局官员身份。如果是球类运动员（尤其是小球类），即使竞技成绩不足以使他们成为体育局官员，也有很大机会分流至各种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获得公务员身份或事业编制，在每年机关运动会之类的场合亮相出力。近年来关于退役运动员生活潦倒的新闻极多，人们也借此抨击举国体制，但要留意的是，这些潦倒的退役运动员所从事的项目多半市场化程度极低，集中于仅供专业竞技的举重和体操等项目。说得难听点，正因为仅供专业竞技，所以他们退役后便失去了利用价值，去向比球类项目的运动员更为狭窄，潦倒几率大大增加。
但举国体制给运动员带来的伤害同样可怕，比如因训练耽误学习，文化层次低，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也低。另外，因为长期封闭训练，与社会脱节，他们在思维、表达方式上往往都有相当大的缺陷。至于尊严，有人说只能靠成绩来换取，没成绩就没尊严，其实这话也不确切，因为即使有了成绩，尊严也不是你想有就能有，当年的温哥华冬奥冠军周洋不就是典型例子吗？这倒霉孩子因为先感谢父母后感谢国家而遭体育局官员批评，好成绩带来尊严了吗？在体育局官员眼中，运动员无非是工具，上场就要拿成绩，轻伤不能下火线，输了就是心理素质差，赢了所有功劳归国家。
当年何智丽一怒出走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反戈一击，所求无非就是“尊严”二字。中国体育界流行的“让球”，本身就是以国家之名、以大局之名，剥夺了运动员的尊严。至于全运会和奥运选拔的各种乱象、黑幕，在各省市之间摆平衡，将运动员当牲口一样卖来卖去，说白了也是为了官员的利益，为了体制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