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注意到，温州作为浙江省距长三角中心上海最偏远的城市，温州在招商引资方面却远不如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区。当地政府或企业认为，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身就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现象。也正因此，温州不论从政府还是到企业，对于招商引资都没有兴趣，甚至没有类似“招商局”的部门，只有一个被闲置的“开放办”。
这就暴露出温州人的人性弱点，他们宁愿在其中互相拼杀，也不愿意尝试引进内资或外资。在温州，温州人与外地人格格不入，他们一般会排斥外地人进入温州办企业，即使当地企业，老板一般也不会启用外地人担任中高层职务，只要在温州企业呆过的外地人，就会深深受到伤害，他们得不到与温州人同样的地位。
温州模式这一次的危机不是产品质量，也不全是因为金融危机的传导，而是许多企业没有品牌、同行之间价格血拼，导致温州产品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甚至只能依靠外贸的差价存活。温州经济为典型的“老百姓经济”，民营企业发展具备很强的自由性，政府的管理调控作用比较弱，民营企业难以成规模、上档次，这样，很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化、大规模的经济竞争。
现在，温州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引发了人们对温州模式的又一次关注，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学习温州经验，而是提出了温州模式是否已走到尽头的疑问。其实，早在2003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在杭州举行的一次专家论坛上指出，温州模式在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局限性，因此，温州模式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应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才有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