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所以一方面需要正视相对大量的问题客观存在，建立一套正常沟通的渠道，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个商量的地方，有个出气的地方，不要非要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了再劳民伤财运动一番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态度。现在从操作上感觉不是这么一回事。
同时，针对大量这种事的发生，很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东西作出保障，首要就是农民要有一个可以好好说话的地方，说的不一定对，说的不一定听，但首先得有地方说，现在也基本上不是这样。农民是谁？农民是光鲜的天安门边地下通理的摆地摊那样的一群人，每天基本上都会在新闻上说到天安门附近住着的那几个长得也不是很好看的老人，但旁边那么多人几十年来在电视等公共视野里不可能看得到的，就不能换点味口吗？天天这样累不累啊，大家都来说说排着队说说也行不会死人吧。
在天安门附近还农民一亩三分地，让农民把自己的事有个地方商量商量，集中起来跟利益相关者谈谈事情怎么办，甚至有很多事情他们自己都是可以解决的，归根结底是要点钱或出口气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
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跟政府缺乏正常的沟通导致的问题，出了事自己不能说，找不着人，其他不少群体又都拿农民来说事做事，这样麻烦就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