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打个比方，一个大家庭里，总有某个孩子受到更多溺爱，而另一个孩子会更勇敢一点。我现在希望自己是后者。” 那时候，北京在他心里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摇滚圣地，他常与何勇等朋友一起去后海玩。“坐在水边，评判大家都接触的文化，说的话特别单纯。” 但他的不谙世故有时让自己和别人都措手不及。刚刚出名时，记者来采访，他紧张地问：“为什么要采访我？”然后就挂掉了电话。一直到1997年，歌迷要照相签名他还都全部拒绝。“现在比以前好一些，不那么排斥。但不会顺着媒体的话题说话，我知道了一个办法，就是按我的思维方式说。”他说。 “在西安活着，梦想会多起来，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空气中富裕的味道”越来越浓烈，曾经给他带来热情的北京开始令他失望。“有时候为了市场，一些音乐人会慢慢放弃自己坚持的东西。反复衡量了几个月，2000年12月31日我离开了北京，彻底绝望了，我不能忍受在这里度过新年。
” 他回到了西安，开始修了一个星期的车，自己洗衣做饭，希望能从北京的环境中走出来，有时去美院的操场上踢踢球，有时跟朋友们上山玩，也逃离了在北京被宠的感觉。“西安的天气不算特别好，有太阳的日子不多，节奏慢一些。在西安活着，梦想会多起来，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西安放松的生活状态维持不到四年。“那一段时间不太想音乐的事情，自己比较满意那样的生活状态，但注意力不太集中，还是做不到完美的地步。对于音乐的发展，那段时间就挺麻木的，感受到的东西更苍白。自己信仰的东西受到了挫折，没办法自己跟自己解释。” “张楚死了”的声音充斥耳际时，2005年，他悄然离开西安，来到青岛，时常呆在海边和浪花一起玩耍。“海边早晨玫瑰色的天空使我振作，并开始做一些纯电子的、实验性的东西。” 音乐还是牵绊着他。他说：“青岛只呆了一年，没什么其他欲望，还是想做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