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解决了个体从上帝怀里独立出来的问题，将个体上升为新上帝，将个体理性上升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价值基石。一切现代的政治经济伦理的价值源于这里。而个体理性关涉人性本源则推至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后的原罪。救赎的原意应该是唤醒人使之回归神的伊甸园，人性的源头应该是离开伊甸园之前的神性。但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这个认知高度与境界。
欧洲启蒙运动在个人理性支配下构建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进一步加速世界的细片化与互损循环的竞争。周期恶斗的政治危机与周期互损的经济危机都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内耗的见证。他们为了弥补内耗形成的系统割裂，不得不向外部扩张来化解内部危机，从而进一步将灾难远播世界人民。随着这种从宏大到细微的不断自我解构自我批判自我质疑的极端化发展，西方陷入了没有中心价值的后现代价值虚无主义与文化形式细片化的困境。
西方的艺术史无法续写，西方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亦无法续写飘在空中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甚至，西方哲学整体已枯死衰竭，滑入语言哲学的纯形式概念的死胡同，西方数学逻辑学也滑入数理模型越精致越局促的死路；与此异曲同工的是，一度让西方引为自豪的制度科学一样，越细致越难以执行，最后陷入法不治众的“制度悖论”困境。
当西方进入黑夜，正是东方喷薄而出之时。这是宇宙自然之天理。中国作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心代表，它的复兴是东西方文化互补融合实现人类文化整体的螺旋型上升发展，是整个宇宙时空运转的使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国的复兴不仅解决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更是解决西方危机问题，形成真正的东西方共同的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