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义的土壤。而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要么移民要么噤声则将“公子”第三义也阉掉了，社会责任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鉴于当代中国“公子”不彰的困境，我们不妨从西方的发展经验中寻找启示。 古典政治哲人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国家应由三个等级组成：“智慧”的人(哲学王)是统治者，“勇敢”的人(武士)保卫国家，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农民和手工劳动者)应以“节制”欲望为美德。并说这三个等级的人是神分别用金、银、铜铁造成的，强调他们应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国家才能“和谐一致”，实现“正义”。可以说，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在中西方古典世界都具有典型性，所谓的“金质人”其实也就类似中国传统里的“公子”。西方国家将柏拉图学说中的专制等级主义内容摒弃，“
创造性地转化”出了“现代公民”和“中产阶级执政说”。我们也可以对传统“公子”三义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一是，诉诸权利平等的个人主义；二是利于社会发展的中产之家；三是，公民责任感。以此观之，今日之韩寒倒比“京城四少”之流更符合我们时代的“公子”想象——相比坐等公民权利的“消极公民”，他们属于“积极公民”，他们用游戏、刻薄、个性、乃至世俗的爱憎守护“人本性、天性上贴近大地的生活方式”。
原载深圳9月28日《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