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遗憾于某些媒体人的不专业。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对小姑娘的报道都缺了一个最该厘清的问题：在刘丁宁眼中，什么才是“纯粹的国学”？我希望小姑娘不是从《百家讲坛》去理解国学。
小姑娘应该读一读鲁迅当年为北大二十七周年校庆所写的一篇短文。在那篇文章中，鲁迅指出，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新，就不可能纯粹。北大中文系从新文化运动时开始，就是反国学的大本营，那些真正的国学大师，林纾、严复、刘师培、姚永概们，早就被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冲走了，北大在民国的学术传统，就是以“新”著称，哪里有什么“纯粹的国学”？
民国时真正的国学重镇，一在中央大学，一在中山大学，另外则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这些以古为则，力矫时弊，不趋时、不媚新的学校，真正传承了国学的道统。
一九四九年后，大陆高校学苏联，以培养“又红又专”的听话出活的“人才”为职志，国学所需要的通人之才，无从谈起。各高校中文系，废弃古学，学苏联开设文学史课程，浪费无数青年的生命，哪里有一点传统之学的气象？而香港、台湾高校的中文系或者国文系，反而保存了民国时的教育传统。人家根本不开设嚼饭喂人的文学史课程，而仍像民国一样，把诗、词、文、曲各体文选及写作当作必修的基础课程——这才是纯粹的国学！
国学者，顾名思义，即吾国传统学问之谓也。曾文正公指出，中国学问，包括三途：义理、考据、辞章。自经学衰微，义理一途，几于中绝，辞章之学，只有港台传统未断，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苏文擢、曾克耑、成惕轩、李渔叔等大师，当世则有饶宗颐、何乃文、龚鹏程等先生，反观大陆，除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翔教授以外，哪里还有辞章大师？至于当代考据之学，因其受胡适影响，早成科学附庸，无当于世道人心，已成纯粹的现代学问，哪里还是“纯粹的国学”？弃本逐末，南辕北辙，这是我所不得不为刘丁宁所深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