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地质灾害，当时的人们却并不知道在此次地震中具体的伤亡人数，直到1979，官方才公布地震死亡人数。从地震前的发现异常情况不预报，再到地震后的隐瞒实情，充分暴露了当时的统治者对老百姓生命以及老百姓知情权的漠视。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国家都曾表示愿意对中国进行援助，但当时的高层官员却以“自力更生”为由拒绝所有外援。为了纪念唐山大地震的死难者，唐山修建了“唐山抗震纪念馆”，该纪念馆虽然在24年前落成，但经过改造后直到2006年才重新对外开放，该纪念馆的9个展厅中仅仅只有1个是介绍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救灾情况的，还有1个是对唐山地理概况的说明，其余的7个全都是展示震后的建设成就。如此这般，无疑又是有些官员报喜不报忧的意识形态在作祟。在2006年的7月28日，有位网民在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评论中写道：
对唐山大地震实情的长期隐瞒，在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长的伤口，这一历史无情地告诉世人，只有人民去决定责任人的为政命运和为政利益，责任人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愚弄人民，不欺瞒百姓。唐山作家张庆洲花了两年多时间写成了《唐山警世录》，在经历多次审查和5年等待后，因为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书稿并为之作序，单行本才始于2006年1月在上海出版。颇为不幸的是，此书面世不久即被有关部门下令封杀，据报道，宋瑞祥在给此书开绿灯后没几天，也宣布“退居二线”。张庆洲曾说，追寻真相不是要追究责任，而是让人汲取教训，避免覆辙。然而，虽然影片《唐山大地震》已经上映，但张庆洲揭露唐山大地震内幕的书籍依然被禁。据悉，影片《唐山大地震》根据小说《余震》改编，描述了唐山大地震中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