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4日
，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还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这是“稳定压倒一切”最早的提出。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提法是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指，而不是系统论证的理论体系的构成。其中需要反复讲、放开讲，并需要放出一个信号的，是“中国不允许乱”。可见，这里的稳定指的是全国性政治局面的“不允许乱”，而决不是指局部的、地区的、单位的一切矛盾都不能暴露，都必须遮掩。全局的稳定，一定是人民生活的稳定、人民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稳定。同时，“压倒一切的是什么”与“什么什么压倒一切”，在语义上也完全不同。前者指的是其重要性的认知，后者已经包括了实际操作中的依据。当“压倒一切”这个概念成为操作依据的时候，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没有得到全面准确的理解，狭义的、被官员任意解释的“稳定”也就充满了霸气。
“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深深地渗透于执政理念之中、凌驾于民心民意之上。但是，一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执政理念，必须符合宪法，必须经得起先进思想体系和价值准则的论证，必须经得起实践与社会效果的检验，必须在问责机制、监督机制、舆论机制的筛选过滤中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善，更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接受和认同。如果错了，或者明显地弊大于利，那就应该改弦更张甚至彻底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