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夜晚，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紧急咨询的专业人士，不知道“爆了”和“碎了”的差别在哪里，不知道血肿到什么程度会坏死，那一刻，我在医院外笼罩着浅浅雾霾看不见星空的深夜苍穹下，一只眼瞎着，一只眼半瞎，坐在推起来震颤有力、轮子还时不时卡壳的轮椅上，忍受着伤痛反复的颠簸，除了无助，就是悲哀。
我厚着脸皮，半夜里叫醒了我几个非泌尿科的医生好友，紧急讨教，主力问题围绕在：现在能咋办？万一坏了以后还能不能用？影响战斗力吗？影响生育吗？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在那个午夜，我被深刻普及了一生中男人最重要的生理常识，终于明白“一只在，激战洒种可尽情随意；两只无，大圣一柱也休想擎天”的真谛。
这个道理明了的霎那间，我摸了摸自己的另一边，用力捏了捏，确认并不痛，心下多了几份蛋定，虽然心情依然悲哀，但至少还能用，温饱尚存，可慢慢再图小康，否则活着干嘛？那时的我，完全想不到司马迁老师的任何光辉事迹。
就这样，我在一个黑夜，独自做好了一个蛋蛋将被割掉的最坏打算。在朋友的疏导宽心下，回到宾馆。医院没有冰袋卖，我让助理到超市冰箱买上几瓶冰冻矿泉水，两腿劈开，步缓行迟地将屁股挪到床上，手持冰器，不停地变换角度，冷敷了两小时，整个过程，不忍直视。
那个夜晚，我为我的蛋蛋悲哀，我觉得对不起这个陪伴多年的好兄弟。
这些年来，他无怨无悔，不像脸蛋总想着招摇世间，这位蛋兄从来不需见天日，一直躲在幕后，默默耕耘，总能给我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人生快乐。可我却没能保护好他，心中有愧。
那一刻，我看着我那变形的蛋兄，腹部剧痛，无比凄凉，惟有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