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扣在王实味头上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以及在这之前另一顶“五人反党集团”的帽子全部摘除。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
王实味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全部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他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
王实味及其《野百合花》的人生悲剧，得到了历史性的代际传承。15年后的1957年，被发挥到了极致。那时哪怕对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的作风提出一点批评，就可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至于文革的情况，就不多说了。
王实味获得了平反昭雪，《野百合花》也成为历史的经典。然而王实味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现在比起延安时代有过之无不及。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为腐败的“与时俱进”，比延安时代提供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有利条件。但是时代毕竟是进步了，你批评高官搞特权，吃特供；养小蜜、包二奶；住五星级病房小病大养；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会因此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但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骂你的，我该干嘛干嘛——特供照吃，二奶照包、小蜜照养……。
王实味若地下有知定会喟然长叹：我用生命的代价，历时70余载，没想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竟然坚如磐石，岿然不动，而且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