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还是“要死”之间，杨当然会说“要发财”：中国人不是有很强的诺奖情结么，那我就说“10年至20年，中国本土肯定有科学家会获得诺贝尔奖”，让大家伙儿乐呵乐呵。10年20年之后，也许我已作古，届时别说是否真的有人会获奖，便是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了。
杨曾不无得意地说他自己在人生的许多重要关头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观其一生，确乎如此。当一穷二白的祖国百废待兴，亟需人才效力的时候，他选择了效忠美利坚，过着优渥的生活，而邓稼先、钱学森这些“呆头鹅”却选择了冲破重重阻力，回国效力，隐姓埋名，搞出了“两弹一星”，让终于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挺直了腰杆；年轻的时候不回来爱国，人老珠黄、风烛残年，差不多被山姆大叔遗忘了的时候，却以“爱国”的名义回来了；原配杜致礼去世不久，便迫不及待地选择曾孙辈的翁小姐续了弦。确实，杨的每一次选择都可圈可点，杨是有理由为这些选择得意的。
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与自由而不必看他人的脸色，他人亦无权挥舞道德的大棒告诉你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那么，我们且看看他的合作者李政道教授吧。上个世纪70年代起，李政道和夫人开始回国访问，他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积极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等等。这些建议都一一得以实现。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