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有告密传统的,譬如,揭露黄苗子告密的章诒和,自己又何尝不曾是告密者?她曾受命记录了一位女犯人恶毒攻击毛泽东的言语,导致她被枪毙。这样比较来看,章诒和与黄苗子,谁又更卑劣一些呢?当然也有不同,章诒和告密发生在“文革”,而且书中公开忏悔了,黄苗子发生在1962年,而且至今不公开道歉。这其中的区别,有五十步?或者有一百步?所以有人说,在那个时候,人人都是告密者。
这是年轻的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事,但我们都会读书看电影啊,我们看东德的《窃听风暴》,看《古拉格群岛》,看“文革”历史,应该会读出一些收获来。而且,我们真的已经丢失了告密的“本事”吗?我六岁的小女儿,是班里的纪律组长,被要求看到哪个同学楼道里乱跑,或者推搡喧哗,就在小本上记下来扣几分,然后交给老师。女儿说管人的感觉很不错。
所以聂绀弩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什么时候才不会再告密?要等到我们心中没有了恐惧。
我们不仅保存着告密的隐性血统,我们还有一个拒绝忏悔的传统。当一场灾难发生之后,肇事者的第一反应就是遮之盖之,掩之埋之,最好是所有人都快快遗忘之。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黄苗子做了什么,是谁让黄苗子做了什么。把集体记忆的硬盘取出来格式化,这是不是“洗涤”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