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有告密传统的，譬如，揭露黄苗子告密的章诒和，自己又何尝不曾是告密者？她曾受命记录了一位女犯人恶毒攻击毛泽东的言语，导致她被枪毙。这样比较来看，章诒和与黄苗子，谁又更卑劣一些呢？当然也有不同，章诒和告密发生在“文革”，而且书中公开忏悔了，黄苗子发生在1962年，而且至今不公开道歉。这其中的区别，有五十步？或者有一百步？所以有人说，在那个时候，人人都是告密者。
这是年轻的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事，但我们都会读书看电影啊，我们看东德的《窃听风暴》，看《古拉格群岛》，看“文革”历史，应该会读出一些收获来。而且，我们真的已经丢失了告密的“本事”吗？我六岁的小女儿，是班里的纪律组长，被要求看到哪个同学楼道里乱跑，或者推搡喧哗，就在小本上记下来扣几分，然后交给老师。女儿说管人的感觉很不错。
所以聂绀弩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什么时候才不会再告密？要等到我们心中没有了恐惧。
我们不仅保存着告密的隐性血统，我们还有一个拒绝忏悔的传统。当一场灾难发生之后，肇事者的第一反应就是遮之盖之，掩之埋之，最好是所有人都快快遗忘之。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黄苗子做了什么，是谁让黄苗子做了什么。把集体记忆的硬盘取出来格式化，这是不是“洗涤”之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