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宋军出兵之后，迎接他们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宋朝的文武官员以救星自居，将北方同胞视为异己。更关键的是，辽国的汉人非常仇视与女真结盟的宋朝，认为正是他们为了得到这片土地，才造成了他们的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结果，这群宋人预料之中的“带路党”，非但没有对统一大业有所贡献，反而随即投靠了金军一方，很多辽国汉人加入了南下侵宋的金军，对“祖国”展开了复仇大业，在北宋的灭亡中贡献了属于自己一份的力量。
南宋末年，又出现了新的一群“带路党”。一群如吕文焕、夏贵这样半路出家的，他们也本算是死守襄阳的大宋忠良，最后却又投降元朝成为了下一阶段灭宋的“带路党”。还有一群如张弘范和史天泽这样的资深“带路党”，在南宋的灭亡中，张弘范和史天泽这些汉族将领所起的作用甚至要大于蒙古人，比如张弘范，在崖山给了南宋最后一击的同时，还得意洋洋的在崖山留下了“张弘范灭宋于此”。
明末，是一个“带路党”的高产时代，没有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他们带路，仅凭多尔衮多铎这些八旗大爷，多半是灭不了明朝的，最少南明也能混个划江而治。再说吴三桂，先降后叛，缢杀永历，都属于明末“带路党”中的败类。
从燕国之乱到北宋末年，再到晚明，这些其实都远非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盛世。征了“三饷”的晚明税负之重甚至堪称前无古人，在这样的坏时代，若真有孟子所说的王师到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自是大义所在。但事实上， “王师”的的真面目依然是“侵略者”。
纵观历史，一切都在循环往复：“带路党”常有，而“王师”不常有。
（参见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