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件事，他对郭沫若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满，认为有些事不可原谅。
可他听说，文革中郭老的儿子被抓，郭夫人要求郭老向周总理说情，郭老没有听从，可天天抄录他儿子的日记，直到他儿子被迫害致死，也没有说一句求情的话
。李先生为此深有感触地说，他要用多大的毅力抄录儿子的日记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作为一个父亲，这是刻骨铭心的伤痛，由此他理解并原谅了郭沫若
。对于郭老这种行为，你尽可以指责他愚昧、盲从、虚伪，可知道在他心目中有一个比他儿子更重要的党国利益压在他的身上，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胆小怕事所能解释的。1999年姬鹏飞的儿子出卖国家利益，受贿二千多万，事发被判死刑，姬出面要求以自己的功劳减少儿子的罪责，被拒绝后自杀，这种行为又哪能与郭老相比，所以李先生原谅了郭老。
走近那个时代，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想一想，还能选择什么路，也许可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们。其实刘大年的内心也不平静，我听他女儿说，晚年的他经常陷在矛盾和烦恼中，我想这可能是他追求的信仰与现实的冲突而带来的痛苦。只不过中国没有忏悔的传统，制度也不允许他这样一名老干部擅自表态，一个人为了所谓顾全大局，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老革命、大才子都这样，一般人又能怎样!只有理解他们竭尽真诚的心，才能感受这刻骨的痛苦和无奈。
我们有幸生在梦魇已逝的年代，但我们能理解这一代人旷古未有的悲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