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老百姓感触很深，大家当家作主、艰苦奋斗，积极性很高，干劲十足。我1955年参加工作，同年10月入党，在濮黎村初级社担任会计，后来担任了八二村主持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八二村靠近海边，原来村民住草棚、打鱼，没有一分田地，但解放后，村民日夜干活，毫无怨言，筑渠、挖泥、割草、施肥，连晚饭也不回家吃，硬是把盐碱地改造成了连片良田。之后，连续11年，八二村粮食年年增产，一年三熟，“常年亩产超双千斤”，不仅在上海郊区领先，还成为了华东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1976年，我第一次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我还坐到了主席台上，因为我们八二村是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我记得，那几年，解放日报记者也曾来八二村采访过，报道我们“如何一丝不苟搞好田间管理”。那时候，科技还不发达，农民只能靠着一腔热情深耕土地，但也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40多年里目睹快速变迁和巨大发展
发展最快，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7年夏天，我第二次去北京，和上海代表团的50多人一起，参加党的十一大。那次上海郊区共有三位代表，我是其中之一，南汇、宝山也各有一位。当时，我感到特别自豪、备受鼓舞，回来后干劲更足了。实际上，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代会，在之后的40多年里，我目睹了身边的快速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巨大发展。
1976年，我第一次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我还坐到了主席台上，因为我们八二村是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我记得，那几年，解放日报记者也曾来八二村采访过，报道我们“如何一丝不苟搞好田间管理”。那时候，科技还不发达，农民只能靠着一腔热情深耕土地，但也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40多年里目睹快速变迁和巨大发展
发展最快，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7年夏天，我第二次去北京，和上海代表团的50多人一起，参加党的十一大。那次上海郊区共有三位代表，我是其中之一，南汇、宝山也各有一位。当时，我感到特别自豪、备受鼓舞，回来后干劲更足了。实际上，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代会，在之后的40多年里，我目睹了身边的快速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巨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