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庚舜在《钱锺书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一文里，对当时分配入所及第一次认识钱锺书先生记录甚详：
1959年秋，我离开母校四川大学奔赴文学研究所，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图书多，二是专家多，三是人情味浓。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国庆全所联欢会上，地点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六号楼三层文学所大会议室。大会由所长何其芳同志主持。……我被分到我最热衷的古代文学研究组。钱先生是我的导师。组会我常坐在他的旁边。他的指导，有关键性的指点，有言简意赅富于启发性的答问，而更多的则是潜移默化，从各个方面调动青年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记得一次在六号楼二楼小会议室开组会，我和钱先生并排靠窗而坐。谈到研究，他一边在自己左腿的膝盖上方用指头画了一个小圆圈，然后又画了一些放射线，像平日人们画太阳光一样，一边说做研究工作应当像这样，先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再向外扩展开去。这是经验之谈，看似简单，实则至关重要。它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和钱锺书共事编写《中国文学史》
1959年秋，我离开母校四川大学奔赴文学研究所，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图书多，二是专家多，三是人情味浓。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国庆全所联欢会上，地点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六号楼三层文学所大会议室。大会由所长何其芳同志主持。……我被分到我最热衷的古代文学研究组。钱先生是我的导师。组会我常坐在他的旁边。他的指导，有关键性的指点，有言简意赅富于启发性的答问，而更多的则是潜移默化，从各个方面调动青年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记得一次在六号楼二楼小会议室开组会，我和钱先生并排靠窗而坐。谈到研究，他一边在自己左腿的膝盖上方用指头画了一个小圆圈，然后又画了一些放射线，像平日人们画太阳光一样，一边说做研究工作应当像这样，先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再向外扩展开去。这是经验之谈，看似简单，实则至关重要。它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和钱锺书共事编写《中国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