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澳门虽为殖民地，却是各路救国图强思潮的汇流之处。多年以后，深处陕西保安的毛泽东，也在窑洞里与埃德加·斯诺挑灯夜话时回忆，青年时是因澳门的“老改良主义”而得思想转向——
“读了（《盛世危言》）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往往是危难时刻迸发出最强大的力量。1937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国人奔赴前线；在这之中，也有来自澳门的青年身影。
在这段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历史中，名为“‘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四界”指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被安排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 。
这群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澳门同胞，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穿草鞋、打绑腿、着军装，教士兵认字、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剧目、改善部队伙食，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战斗爆发时则运送粮食弹药、护送伤员，更有不少成员牺牲在前线。“四界救灾会”则在后方支援、募款，给内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