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温州市工商局实习，并留在那里工作，直到1958年响应号召，下放温州铁工厂劳动锻炼，期间有人贴我大字报，说我是漏掉的右派，我要求对质辩论，但这种运动，罪名都是事先定的，根本不给我辩论的机会，就这样我被禁锢了三个月，直到1978年，才给我平反。1959年，我就被调到景宁采矿兵团接受劳动改造，我常自我安慰，就当回到起点，我也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重新开始。一年后，我很庆幸被调回分配到了温州冶炼厂当计划员，期间，我制定矿产开采计划，实施新工作方法，固化每个流程，厂里领导觉得我有头脑，让我当了计划科副科长，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四清”运动，之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我因为之前的“附和反右派言论”又被隔离起来住牛棚，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回到原来的行政岗位。
1983年我被调到温州市经委企业管理科当副科长，后来当科长，主要负责企业整顿，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年年亏损，企业需要改革，更要争取自主权，我就提出来要承包经营，把指标分到各处，当时我撰写并发表了文章《企业计划工作也要注意市场》《国有企业改革到底要走什么路》，探讨市场、兼并和破产的问题，后来，市科委还让我到全市企业家中介绍这些经验。当时中央出了一个文件，要进行经济师评定，规定了很多条件，恰巧我都符合，就成为了首批7个被评定的经济师中的一个，由于我对这块工作比较熟悉，所以市委在成立经济职称办公室的时候就确定了由我来任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我就从冶金厂、化工厂等地方挑选高学历的同志组建了三级评委会，辛苦了一年多，解决了全市五百多人的职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