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其实家里人也不太担心，当时国内疫情比较严重，我们商量让我先在意大利待着，迟一点再回国。结果2月20日，我考完试当天，以及之后的两天，意大利的确诊人数突然增加了几十例。
当时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买机票回国。因为意大利的卫生医疗水平和公共组织能力以及疫情暴发初期的情况，都让我担忧。
当时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在宣传认为，戴口罩隔离的方法，是非药物干预，“很不科学、很原始，没有道理”。
大家就如同之前在新闻里看到的一样，不愿意戴口罩。我去街上买个菜也会遇到不友善的行为，比如朝我吐唾沫、小孩儿追着我、围着我咳嗽等等。
2月25日，受访者从家的窗口可以看到，街上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回国前，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我和一位华裔同学聊天，他和我说：“意大利医疗水平很高的，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们了，你真的确定要在这时候回国吗？”
我被他的“自信”惊到了，也开始意识到，如果连我的华裔同学都这么认为，其他人心里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们对中国以举国之力降低病亡率这件事情没有多少概念。
2月27日凌晨，受访者坐火车去往机场，清晨火车人很少，但是依旧经停几个疫情暴发地。受访者看到除了自己，几乎无人带口罩
当时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买机票回国。因为意大利的卫生医疗水平和公共组织能力以及疫情暴发初期的情况，都让我担忧。
当时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在宣传认为，戴口罩隔离的方法，是非药物干预，“很不科学、很原始，没有道理”。
大家就如同之前在新闻里看到的一样，不愿意戴口罩。我去街上买个菜也会遇到不友善的行为，比如朝我吐唾沫、小孩儿追着我、围着我咳嗽等等。
2月25日，受访者从家的窗口可以看到，街上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回国前，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我和一位华裔同学聊天，他和我说：“意大利医疗水平很高的，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们了，你真的确定要在这时候回国吗？”
我被他的“自信”惊到了，也开始意识到，如果连我的华裔同学都这么认为，其他人心里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们对中国以举国之力降低病亡率这件事情没有多少概念。
2月27日凌晨，受访者坐火车去往机场，清晨火车人很少，但是依旧经停几个疫情暴发地。受访者看到除了自己，几乎无人带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