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西递村封闭的状态是持一种不赞成态度的，可是后来西递村因我的版画出名了、开放了，从一个安静的村子演变成一个旅游胜地，去的游客很多，对文物的保护也不那么好了。我又突然觉得为什么经济发展要漠视传统的东西，一度认为西递村最好不要改变，没有人去那才是最正确的。那时候的我是矛盾的，以至于后来有一段时间很不舒服，甚至都不画画了，还被诊断得了抑郁症。慢慢地，我觉得我不能再沉浸在西递村的圈子里面，应该去改革开放的前沿看看。
贰
我觉得新世纪钟声敲响的这一秒钟，我和深大的学子一起去完成这个东西，它象征着我们对未来的一种希望。
学生的想法给予我创作灵感
1998年，我调入深圳，在深圳大学任教，并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到大学当老师的，因为我觉得教学会耽误很多时间，影响我的创作。但当我从事教学以后，才明白要搞好教学就要梳理自己的艺术脉络、艺术主张和文化主线等，而我过去只是创作，没有进行梳理。此后，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前进的方向，学生的想法也经常给予我创作灵感。现在回过头看，在深大任教这段经历对我的艺术生涯影响还是很大的。
2000年1月1日凌晨，在世纪之交的时刻，我在深圳大学门口和500名学生用自制木锤砸碎了11块巨大的黑色玻璃，并拓印成版画，从1999年至2001年，三次完成行为艺术“碎裂的黑色——零点行为”，在业界产生较大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