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父母该多么痛苦悲伤啊！”
2014年7月，伊藤得治老人带我去找50多年未见面的战友久保寺。他们都曾去过山东战场，后被苏联军抑留，1965年从抚顺战犯管理所一起归国。多年未见，但伊藤还记得他家附近有一条不宽的河，河两岸都是田地，农家不多。我们早晨6点出发，向着他50年前记忆的地方开车。经过问询当地派出所、正在除草的老菜农，终于在13点之前，找到了久保寺的家。他已经94岁，不能外出走路，勉强地扶着墙走到我们面前，想了好一会似乎想起来的样子，与伊藤握手。他听伊藤叙述着曾经一起被抑留的那些事，没有什么回应，记忆很模糊的样子。
当伊藤向他介绍我访问的来意时，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你是中国人啊，对不起，当年我杀害了两个中国少年。大约12－13岁吧。”我问：“为什么杀他们？”他不假思索立刻就回答说：“上司命令的，训练我们新兵杀人练胆，少年的父母该多么痛苦悲伤啊！”我问：“可以写一下这件事吗？”“可以可以。”他毫不犹豫地写下：“在中国山东，我亲手刺杀了两名中国少年。”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对70年前侵华战场上他经历的事大多已记忆模糊，可他亲手杀害中国两个少年的事，却牢牢地刻在他的脑中。我感觉到他见到我，好像见到少年的父母，憋在心里几十年的罪恶感立刻释放了出来。
2014年7月，伊藤得治老人带我去找50多年未见面的战友久保寺。他们都曾去过山东战场，后被苏联军抑留，1965年从抚顺战犯管理所一起归国。多年未见，但伊藤还记得他家附近有一条不宽的河，河两岸都是田地，农家不多。我们早晨6点出发，向着他50年前记忆的地方开车。经过问询当地派出所、正在除草的老菜农，终于在13点之前，找到了久保寺的家。他已经94岁，不能外出走路，勉强地扶着墙走到我们面前，想了好一会似乎想起来的样子，与伊藤握手。他听伊藤叙述着曾经一起被抑留的那些事，没有什么回应，记忆很模糊的样子。
当伊藤向他介绍我访问的来意时，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你是中国人啊，对不起，当年我杀害了两个中国少年。大约12－13岁吧。”我问：“为什么杀他们？”他不假思索立刻就回答说：“上司命令的，训练我们新兵杀人练胆，少年的父母该多么痛苦悲伤啊！”我问：“可以写一下这件事吗？”“可以可以。”他毫不犹豫地写下：“在中国山东，我亲手刺杀了两名中国少年。”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对70年前侵华战场上他经历的事大多已记忆模糊，可他亲手杀害中国两个少年的事，却牢牢地刻在他的脑中。我感觉到他见到我，好像见到少年的父母，憋在心里几十年的罪恶感立刻释放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