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人民称我们是最可
爱的
人”,说起这句话时,运输兵杨生贵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当时出国作战的他刚刚18岁,一个炮弹七八十斤重,上山运输炮弹他背得动,还背得多,下山时再背着重伤员回来。他每天都抢在前面,一天来回好几趟,终于因为身体不能承受而吐血。部队让他下战场养病,他万般不愿意却又不能违背组织的命令。这也成了老人最大的遗憾,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战斗到胜利的那一天。
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罗世昌,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到达朝鲜时的情景,下了火车,冰天雪地里没有地方住,大家都身披白布单趴在雪窝里掩护自己,晚上挖土坑,铺干草,三人一坑相互取暖。挖坑道、遇水架桥、逢山开路,这是罗世昌的主要战斗任务。1953年停战后,朝鲜一下子热闹起来。他和高台同乡的战友提着酒相约来到了志愿军烈士陵园,一直聊到深夜。他继续留在朝鲜搞建设,喊着号子“嗨啦啦啦嗨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干活充满了劲头儿。
走进每一位老兵的家里,看着他们端起从不离身却已千疮百孔满是补丁的志愿军茶缸,颤颤巍巍地戴上心爱的军功章,讲起自己耳朵被炸聋、脚趾被炸伤、肩膀上留下的弹痕,仿佛所有的经历又重现了一遍,摄制组也一次次地被感动。“没想过害怕”“我们为党为人民工作,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感谢党感谢人民”“我没啥功劳”这是四十几位老人异口同声说得最多的话。从抗美援朝战场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这些饱经苦难的老兵从不居功自傲。回到家乡,不管是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还是在农村务农,他们每个人都始终以一颗平凡而又感恩的心对待生活,保持着一名老兵的本色,爱岗、敬业、讲原则、有党性。他们也曾经是青春的少年郎,满怀着对家国的热忱和坚定的信仰走上了战场;